中印战争我军实际收复3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对应于印度侵占了中国藏南领土9万平方公里的事实,另一个传闻诞生了,就是“中印战争我军实际收复3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个传闻中中印边界西段“地区广阔,也有个类似于麦克马洪线的XXX线,也是英国人搞得鬼,印度在现在的边界谈判中还在坚持这一条早已不存在的线,事关重大呀,近30万平方公里。”结果是,传闻宣称“大家看清了吧,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国共拿回了自晚清政府以来在中印边界丢失的3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因此“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一段话,‘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小学课本里写着哪,连小娃娃都知道,不能到了我毛某人的手里就成了930万平方公里,凭空少了30万平方公里,你们不能让我背着卖国贼的罪名去见祖先’。”可是事实是中国真的在中印边界西段的战争中收复了自晚清政府以来丢失的3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吗?

 

中印边界西段争议历史 争议地区总面积为3.3万平方公里

本文摘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作者:康民军,原题:《“约翰逊线”及其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地位》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涉及边界东段的“麦克马洪线”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涉及边界西段的“约翰逊线”却未获得应有的重视。本文分析“约翰逊线”的由来及其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地位,希望能够深化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认识。

一、“约翰逊线”出台的背景

中印边界从未经过正式划定,但中印之间存在一条根据双方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的习惯边界。这条边界的西段沿喀喇昆仑山走向。成书于1911年的《新疆图志》指出:“历考古今图志,自明铁盖达坂东南行,至昌器利满达坂,连山巨岭皆葱岭正支。洪图为喀喇阔鲁岭(即喀喇昆仑山),直接西藏者也。岭外所通者,不止一部。由明铁盖达坂及星硖尔达坂南通者为坎巨提;又东南为穆斯塔格山口,通巴勒提路;又东南卡拉胡鲁木达坂(即喀喇昆仑山口),又东南为昌器利满达坂,皆通条拜提路。其巨岭西北之水俱归叶尔羌河,东南之水俱归印度河。此中外天然界限,亦即当年老界也。”由于当时的拉达克(即引文中的条拜提)、巴勒提和坎巨提已被英属印度的克什米尔所吞并,所以这条沿喀喇昆仑山走向的“老界”实际上成了中印之间的传统边界。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中叶所画的“旁遮普、喜马拉雅山西部以及同西藏接壤部分”图,就把中国新疆和克什米尔之间的边界画在喀喇昆仑山。

1862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英属印度斯坦的北部边境图”也清楚表明边界是喀喇昆仑山,并注明“葱岭或喀喇昆仑山”字样,说明在这里的葱岭就是喀喇昆仑山。1846~1847年曾受英属印度政府委派勘察克什米尔边界的克宁汉在其1854年发表的《拉达克》一书中说:“拉达克是信奉佛教的藏族所占据的最西边的地区。它的北面是以喀喇昆仑山与中国的和田地区分界。”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派到该地区进行活动的海德华1870年在一篇文章中也说:“喀喇昆仑山的主脉是东土耳其南面的天然边界,沿着这条山脉向东伸延,从穆士塔格到喀喇昆仑,从喀喇昆仑到羌臣摩诸山口,在地理上和政治上可以确定为克什米尔大君领地的北界”。

但是英国人对印度西北边界的看法是动态的,这与其殖民扩张政策密切相关。英国吞并印度后,鉴于历史上印度的主要入侵者均来自中亚,因而便把俄国在中亚的扩张视为对英属印度的主要威胁。为此“英国方面定下了一个始终一贯的基本目标,这就是要俄国人离开印度平原和政治上变幻不定的印度城市愈远愈好”。英国人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策略是多样的:前进派主张英国应向前推进,在尽可能远的地方直接挡住俄国人;温和派则认为,在遥远的、非常艰险的地区建立边界代价高、风险大,因而主张最好用依附英国的第三势力,如阿富汗等,把英国和俄国隔开,并使之成为英属印度的屏障。在不同时期,英国在印度西北地区实行的边境政策因前进派和温和派在政府中交替得势而有所不同。

19世纪英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印度一阿富汗边界及来自这一方向的俄国威胁上面。1849年英国吞并旁遮普后,英属印度逐渐扩张到兴都库什山同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交会处。为确保这些新领土的“安全”,根据前进派的政策,英国在1878—188o年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但这场战争未能实现英国对阿富汗这一战略要地的吞并,反而使英阿矛盾激化。前进派政策因此而遭到强烈批评,主张把阿富汗当成缓冲国的温和派在英国政府中占了上风。此后英国放弃了直接吞并阿富汗的计划,转而大力扶植和控制阿富汗的亲英政府,并设法划定在战略上对英属印度有利的阿富汗边界。1893年英国迫使阿富汗接受了沿兴都库什山走向的边界,此即因英国谈判代表杜兰而得名的“杜兰线”,该线以南以东原属阿富汗的大片山区被划归英属印度。1895年,英国又同俄国一起确定了俄国同阿富汗的边界,希望以此限制俄国向南扩张。这两个行动的结果是在帕米尔高原上制造了分隔英俄两国势力范围的狭长屏障——瓦罕走廊。但这个屏障并未使英国人感到放心,因为当俄国在帕米尔高原不断向东蚕食中国领土的时候,这一屏障仍有被从东面迂回绕过的危险。因此英国也十分关注克什米尔同中国的边界。

克什米尔原为印度锡克王国的一部分,作为第一次锡克战争的战果之一,在1846年落入英国人手里。但英国并没有直接统治这一地区,而是将其交给了在战争中投靠英国的原锡克王国封臣、查谟大君古拉伯·辛格,从而制造了查谟一克什米尔土邦(简称克什米尔)。查谟和克什米尔原来都是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印度土邦,但在1837年,查谟军队越过喜马拉雅山占领了印度河上游藏族人居住的拉达克,1841年又吞并了处在拉达克下游河谷的巴勒提(当地居民为改宗伊斯兰教的藏族人);19世纪后期,克什米尔在英国人支持下控制了巴勒提西北的坎巨提(英国人称之为洪扎)等地。这些扩张行动使得克什米尔囊括了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的广大地区,并开始与中国的西藏和新疆接壤。英国人对古拉伯·辛格向西藏方面扩张并不支持,因为担心会影响其整个对华政策的执行,此外英国东印度公司同古拉伯·辛格在西藏西部羊毛贸易控制权问题上也有分歧。因此1846年阿姆利则条约明文规定:

“古拉伯·辛格的领土未经英国同意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变更”,并准备设置边界委员会来确定其边界。英国希望这个边界委员会由中国、克什米尔和英国三方面代表组成,于是在1846年向中国清政府提出了“于西藏定界通商”的建议。而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对英国人心存忌惮,于是托词“西藏地方,本有一定界址,无庸再行勘定;通商一事,更有原立成约,自应永远遵守”,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所以在1846年和1847年的边界委员会中并无中国代表,这两个委员会除划定克什米尔和英国直接管辖下的司丕提之间的边界外,也不能进行任何正式的划界。

但作为限制克什米尔的手段,英国人仍在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画出了一条从司丕提到班公湖、分隔拉达克和西藏阿里的界线。这条线在国际法上并无效力,但大致反映了拉达克和西藏阿里之间的传统边界。在后来的中印边界争端中,虽然“委员会让出的若干地点,印度政府??却主张是属于印度”,但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分歧并不太大。关于班公湖以北克什米尔和中国新疆之间的划界问题,这两个委员会都未涉及。如前所述,此时及其后相当长时期内,英国人都是把喀嘲昆仑山视为边界的,但阿古柏之乱却使英国人的态度有了变化。中国新疆出现的动乱局面,首先被克什米尔大君视为领土扩张的天赐良机,1865年他派军队越过喀喇昆仑山口,进抵昆仑山区喀拉喀什河(塔里木河支流)岸边的赛图拉,驻扎在一个中国人废弃的堡垒中,并宣称此举的目的是保护来往商队不受劫掠。当时的英印政府显然默许了这种做法,因为此时英国也积极地在新疆谋求利益,为此还力图拓展途经险峻的喀喇昆仑山口的古老商路,并在6O年代后期发现了喀喇昆仑山口以东的若干通道。这些通道都从印度河支流什约克河上游的羌臣摩河谷开始,在穿越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问的阿克赛钦后与原来的商路会合。这些通道虽然比翻越喀喇昆仑山口的道路平坦好走,但是路途更长,因此英国人不久便对这些通道失去了兴趣。但在当时,阿克赛钦却引起了部分英国人的极大重视,竭力主张为控制这些通道而占有这一地区。同时,阿古柏与俄国关系密切.也使英国人开始关注来自中国新疆方面的俄国威胁,一些英国人担心喀喇昆仑山将成为英俄“两国历史上第一条共同边界”.从而危及英属印度的安全。这种前景促使英国前进派人士一再主张把边界从喀喇昆仑山推进到昆仑山。这样,一条扩张性边界便应运而生,这就是印度测量局官员W·H·约翰逊画出的“约翰逊线”。

二、“约翰逊线”的提出及变迁

W·H·约翰逊于1864~1865年间对喀喇昆仑山口以北地区进行了勘察,然后经由阿克赛钦返回印度。此后,约翰逊在其旅行图上画出了一段他所主张的中印边界,即所谓的“约翰逊线”。该线从班公湖北岸起,向北翻越喀喇昆仑山,再向东北直上昆仑山巅,然后沿昆仑山脉西北行,并在赛图拉北面转向西南,回到喀喇昆仑山口西面的喀喇昆仑山上。这条线使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问的阿克赛钦等属于中国的广大地区都被划归克什米尔。约翰逊的旅行报告及其旅行图刊载在1867年第37期《皇家地理学会杂志》上,从而使这一边界主张得以流传。在1868年出版的英国地集中,“约翰逊线”成了克什米尔的边界,随后这一画法又出现在其他地图上。但是当时并非所有英国人都赞同约翰逊所主张的边界。曾于1868~1869年到过新疆的罗伯特·肖,在其1871年出版的书中说:“实际上,大君在赛图拉并不比我有更多的权利。他在那条向北流入土耳其斯坦的河上,或是在柯尔克孜人的牧场上,都是从来没有过任何权利的。这些柯尔克孜人是向叶尔羌纳税的。更令人诧异的是,我们近来出版的地图却标出了他现在已经放弃了的主张,把并不属于他的那块地方划入了他的疆域之内,而这地方的全部居民都是另一个国家的臣民。”英国政府所主张的边界也仍是沿喀喇昆仑山走向的,1873年6月10日英国印度事务部为英国外交部绘制的地图就是这样标划的。

1891年3月11日印度总督兰斯唐在给英国政府的公文中也曾提到这条边界:“附上一张地图,图上标明喀喇昆仑山口是在边境上,从这一点再向南和东南延伸,这样就把整个林济塘平原划给中国了。”1877年中国平定了阿古柏之乱并收复新疆,这使英国人对来自克什米尔北部边界的俄国威胁的担心一度减弱。此后中国加强了对新疆南部边境的控制,在赛图拉以南通往喀喇昆仑山口途中的苏盖提设立了边防哨所,派官员李源钢在1891~1892年间踏勘了新疆南部边界,并在喀喇昆仑山口树立了界碑。李源纲在报告中提到了中国在喀喇昆仑山口竖立的界碑和埋藏于此地的铁铸界牌,并亲自在阿克赛钦南面喀喇昆仑山上的昌器利满达坂埋下了用木板做成的界标,上云:“查昌器利满达坂卯酉向,水分东西流,东流属中,西流属外,从骑仑分界,中外分明,诚天然界限也,书此为记。”中国加强对新疆南部边境的控制使英印政府中前进派的主张受到了打击,但并未使之放弃对中国领土的野心。19世纪末英俄两国在阿富汗缓冲区问题上达成协议后,一些英国人更加关注中国新疆在英俄之间的作用。俄国在帕米尔高原一带向中国方向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使英国觉得中国已无力维持其西部边界,新疆这个缓冲区对英属印度来说已不像以前那样有保障了。于是便有人建议,英国应在俄国吞并新疆之前,谋求克什米尔和新疆之间对英国有利的战略边界。于是就出现了作为“约翰逊线”修订线的“阿尔达线”。

约翰·阿尔达是英国陆军情报局主任。他在1897年1月1日向英国政府呈送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了他所主张的一段中印边界,即“阿尔达线”。该线是“约翰逊线”的修订线,与后者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它一直沿昆仑山向西走,直到中俄阿三国交界处,而不像后者那样在赛图拉北面离开昆仑山向西南折回到喀喇昆仑山上。这样“阿尔达线”就把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的所有中国领土都划归了英属印度。当时的印度总督埃尔金并不赞成阿尔达的建议,他认为:“目前以这道大山(指喀喇昆仑山)为界的边境大概是世界上最难进入的地区……如果我们向前推进,就会使我们自己同我们的前沿哨所之间出现一个交通最困难的地带,这样就会不适当地延伸和削弱我们的军事阵地,而且在我们看来还得不到任何相应的好处。从来没有侵略者从这个方向侵入印度,因为自然界在这里设置了极其艰险的障碍。”因此当时英属印度政府所主张的边界仍主要沿喀喇昆仑山走向,只是为满足一些英国人的扩张要求,而把阿克赛钦南部的林济塘划归印度。这条线最早由英国驻新疆喀什噶尔的代表马继业提出,l899年3月14日由英国驻华公使窦讷乐提交给中国政府,因而被称为“马继业一窦讷乐线”。但中国政府对此并未给以正式答复,而且英国方面在1899年寇松出任印度总督后也放弃了这一主张,因而这条线并未成为正式边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此时俄国在中国新疆乘机大肆活动,这使一些英国人再次提到“阿尔达线”。1912年9月12日,印度总督哈定在给英国印度事务部大臣的电报中说:

“虽然俄国对于新疆和喀什噶尔的占领可能已经不可避免的事,虽然这件事在军事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危险,但是它在政治上存在的严重不利是不应忽视或低估的……我们反对采取任何有助于俄国占领的外交行动。”“我们如果被迫接受这种局面,首要一点就是必须要求承认一条把塔墩巴什、喇斯库穆、赛图拉和阿克赛钦置于俄国国境之外、并且包括在我们的领土之内的边界,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一条类似l897年约翰·阿尔达爵士所建议的边界线……将能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的一些地图,如《伦敦泰晤士报地图集》和《牛津地图集》,就根据“阿尔达线”或其修订线标绘了中印之间的边界。

但是到1927年,英属印度政府感到,坚持上述主张是不切实际的。根据“约翰逊线”或其修订线“阿尔达线”,赛图拉应在英属印度境内,而事实上在1877年中国平定阿古柏之乱并收复新疆之后,这个地方便已稳固地处在中国控制之下;此外,喀喇昆仑山口也早已成为中印之间一个明确的分界点,并由中国用界碑标明了。于是,英国人在1927年又重新采纳了沿喀喇昆仑山直到喀喇昆仑山口的边界,从而放弃了对该线以北中国领土的要求;但喀喇昆仑山口以东的边界走向却未被提及。1947年印度独立后基本遵循英国在1927年的决定,但在喀喇昆仑山口以东却仍把边界标到昆仑山上,即边界从喀喇昆仑山口向东北沿叶尔羌河和喀拉喀什河之间的分水岭划分,在哈吉栏干以北跨过喀拉喀什河直上昆仑山巅,与原来的约翰逊线相接。这条线实际上仍是对“约翰逊线”的修订。赛图拉虽然被划归中国境内,但阿克赛钦却仍被划给印度。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有分歧,这使中国同克什米尔的边界问题又同印巴双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纠缠在一起。印度政府主张整个克什米尔均属印度,克什米尔同中国的边界是中印边界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则表示不愿卷入印巴争端,只同意同印巴双方讨论它们各自控制下的克什米尔地区同中国的边界。由于印巴在克什米尔的停火线大体上是从喀喇昆仑山口开始的,这样由“约翰逊线”造成的阿克赛钦归属问题便成了中印边界争端中一个重要内容。

三、“约翰逊线”问题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地位

客观地说,在中印边界争端及相关研究中,“约翰逊线”远不像“麦克马洪线”那样受重视,但是阿克赛钦归属问题却几乎和“麦克马洪线”一样频繁地被提及。阿克赛钦是中国领土,只是由于英国人提出“约翰逊线”及其修订线,才制造了中印边界争端中的这一问题。因而所谓阿克赛钦归属问题,实质上就是“约翰逊线”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印边界争端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中印关系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首先,“约翰逊线”问题是引发中印边界争端的起因之一。

在中印边界争端中,有争议地区面积总计约12.5万平方公里。其中在中印边界东段地区有9万平方公里,中段地区有0.2万平方公里,西段地区有3.3万平方公里。东段的9万平方公里争议地区均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鉴于印度已利用新中国尚未解放西藏和朝鲜战争之机控制了这一地区,为了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实际上是把它当成实际控制线对待的。在中段,英国人统治印度时虽然把喜马拉雅山一些山口以南中国藏族牧民使用的传统牧场划归印度,但印度只是在20世纪5O年代中期才进入这些地区。中国政府虽然曾为此向印度提出抗议,但仍主张通过谈判解决纠纷,并于1958年举行了双方谈判。在西段,有争议地区主要集中在阿克赛钦,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959年9月13日一份秘密指示中承认:“我们在那里没有哨所,而且实际上几乎就没进去过。”阿克赛钦自古就是连接中国新疆和西藏西部的通道,1954年5月开始实地勘察、1956年4月正式开工、1957年10月5日建成通车的新藏公路也通过这一地区。

新中国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但由于建国后国内百废待兴,同邻国的边界问题一时无法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在1954年初中国和印度就中国西藏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问题进行谈判时,中方并未提出边界问题;而印度方面出于不同的考虑也未提及此事。这样在2O世纪5O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印边境地区一直是稳定的。但是在从中国1958年5月号《人民画报》上得知中国修筑的新藏公路通过阿克赛钦之后,印度政府在1958年8月向阿克赛钦派出了两支巡逻队(其中一支于9月9日被中国边防军捕获,经过审查于1O月22日在喀喇昆仑山口被递解出境),并分别于8月21日和1O月18日两次向中国提出抗议照会,要求中国政府按照印度地图标示的、包括最后一次修订的“约翰逊线”在内的中印边界修改中国地图,从而正式向中国提出了多达1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这直接导致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发生。

第二,“约翰逊线”问题是中印双方从边界争端走向边界冲突和战争的关键。

1960年4月25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哪一段分歧最大时,中国总理周恩来回答说:东段和西段都有争议,中段争议比较小。由于中国在东段采取了谅解和让步的态度,东段边界的讨论为时不长。但由于印度政府对西段地区不愿采取同样的谅解态度,即保留各自立场,同意进行谈判,并且不越过双方地图上标出的行政管辖线,因此在西段存在较大争议。由此可见,西段的“约翰逊线”问题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处于关键地位。从中印边界争端到中印边界战争的演变过程也表明,由“约翰逊线”造成的阿克赛钦归属问题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印边界争端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刻向印度政府表明了中方的一贯主张,即“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因此“双方地图对边界的画法不可避免地会有出入”,但中国政府相信“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一定可以通过友好商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到合理解决”;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双方暂时保持边界的现状”。但印度政府却企图将其单方面主张强加给中国,即整个中印边界都是“人所共知和确定了的界线”,印度“出版的地图上所画的边界是具有基于地理、传统和条约的充分权威性的……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因此“印度政府不能同意必须举行谈判,达成新的协议,来重新确定中印边界”。这样,印度政府事实上拒绝了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不仅如此,印度政府还坚持:“如果有任何土地为最近所取得的话,这种情况应予纠正。”所以实际情况正如马克斯韦尔所说:“这样一来,尼赫鲁就没有同意周恩来关于维持现状的建议,而是在实际上提议恢复印度所认为的原状。他在这里预示着印度将要求中国撤出阿克赛钦,后来变得更加强硬,竟把它作为举行边界谈判的绝对的先决条件。”1959年9月26日尼赫鲁在给周恩来的信中明确提出:“除非中国军队先从他们目前在传统边界印度一侧据有的哨所撤出,并且立刻停止进一步的威胁和恐吓,否则谈判是不会有成效的。”1959年lO月21日中印双方于阿克赛钦南面喀喇昆仑山上的空喀山口发生冲突后,尼赫鲁拒绝了周恩来提出的双方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的建议,同时针对中印边界西段的情况说:“我不能接受所谓你们占据这个地区,直到你们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为止的说法。相反的,印度政府是在行使管辖权,直到它所具体指出的边界线为止”;“既然你们对这一说法提出争议,两国政府显然连对占有的事实也完全不能同意。因此,关于遵守现状的协议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关于现状的事实本身还有争执”;“因此,我建议在拉达克地区,我们两国直就下述事项达成协议,作为一项过渡措施。印度政府应将其所有的人员撤退到据我们了解是中国政府最近的1956年地图上所标明的国际边界以西。同样,中国政府应将其人员撤退到印度政府在以前的照会和信件中所描绘的和官方地图上所标明的国际边界以东”。由于当时阿克赛钦地区并无印方人员,所以这实际上是要求中方单方面做出大幅度后撤。中国方面对此当然无法接受。而印度政府又不愿把它对于中印边界西段争议地区的这些主张同时应用于中印边界东段和中段的争议地区,这等于是要强迫中国在所有边界争端问题上做出全面退让,完全无视中方的合理要求和合法权益。印方的这种态度使得中印边境局势无从得到控制。

从1961年11月起,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大规模越过传统习惯线,在中国边防军为避免冲突而单方面停止巡逻后形成的空白区内,甚至在中国哨所的后方建立哨所,企图以此迫使中国军队撤出阿克赛钦等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迫恢复边境巡逻并增设哨所,但仍制定并努力贯彻“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二十字方针”。然而印度政府并不想就此止步,在制造了一系列流血冲突之后,又于1962年lO月12日公然宣布,已命令其军队“清除掉”边境上的中国军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被迫从1962年的lO月20日至11月22日进行了自卫还击。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约翰逊线”完全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推行侵略性“前进政策”的产物,根本就是非法的、无效的。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这条线。由其造成的阿克赛钦归属问题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印边界争端的起因之一,也是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和维持边境地区稳定的关键。认清“约翰逊线”的由来及其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地位,对于推动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顺利解决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够在这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special/zhongyinzhanzheng/detail_2012_10/18/18355881_0.shtml

 

 

印度没控制过西段争议地区 始终为中国控制所谓“收复”无从谈起

本文摘自:《中印边界秘史》,作者:[印]卡·古普塔,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

克什米尔段没有争执,尽管有一支于1950年秋天开进西藏的中国军队通过了从新疆到西藏的阿克赛钦路线。这在休·理查逊的《西藏及其历史》一书英文版第229页中得到证实。“在印度驻噶大克代理人加彭·马尔兰帕先生的一份官方急报中包含着中国军队在西藏西部出现以及他们从新疆进军的报告。”(《政治家报》,1950年11月15日。)据s·s·凯拉说,“大约在1952年甚至更早,便陆续传来有关中国人在印藏边界,特别是在阿克赛钦地区活动的情报。此后的事件表明,这些活动大多与开辟穿过拉达克的阿克塞钦地区、沿着南藏边界通向西藏中部和拉萨的道路有关。……然而对于中国进入西藏西部的活动的这些最早的报告似乎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但是,到1952年,无论怎么说在1954年协定签订以前很久,情况发展变得十分明显而不窖忽视了。”(《印度的防务问题》,英文版第157页。)在1954年6月以前,通用的印度测绘局地图都标明克什米尔北部和东部边界未定。还有,克什米尔的前途仍然未定,因为印度作过保证,要遵守在巴基斯坦武装人员从其领土撤出后在国际监督下举行的公民投票作出的裁决。这似乎是印度政府为什么在若干年保持着沉默的真正理由,即使他们知道了中国人在阿克赛钦地区的存在。他们也知道,拉达克的喇嘛首领库舒克巴科拉曾在1952年6月提出过警告:“在我们别无出路时”拉达克可寻求在政治上与西藏联合。(参见约瑟夫·科比尔的《克什米尔的威胁》一书,修订本,英文版第230、231和233页。)

1958年8月21日,印度政府就《人民画报》(1958年7月号)刊登的一幅中国地图向中国驻印度参赞递交了一个抗议照会.理由是该图对中印边界的划法不准确。在这个照会中,印度政府第一次就将拉达克——印巴之间有争议的克什米尔的东部领土——的大片地区划为中国领土提出反对。在此以前,曾出现过关于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的另一次小争端。1958年7月2日。外交部就中国军队占领拉达克东部的库尔纳克堡一事向中国驻印参赞递交了一份普通照会。1958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外交秘书向中国大使递交了一份非正式照会,抗议中国人“没有事先获得印度政府允许而且甚至不通知印度政府就通过无可争议的印度领土”修筑了叶城至噶大克公路的一部分。这封信还对一支由15人和34匹矮马组成的陆军巡逻队的下落提出询问,他们外出到这个地区“正常巡逻”,但是没有回来。外交秘书把这些事件称为“小边界争端”。1958年11月8日,印度大使在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照会中特别说:“现在已经清楚,中国人也声称这个地区是他们的领土。某个特定地区是印度抑或中国领土的问题是一个有待分别处理的有争议的事项。”但是尼赫鲁总理在1958年12月14日致周恩来总理的主要是谈印中边界问题的信中却只字未提拉达克,即克什米尔段的边界。这似乎表明,1958年10月18日外交秘书的信件,主要是为了获得那些被派去探测新藏公路的确切位置,而于1958年夏在哈吉栏干被中国人逮捕的陆军人员的消息和促成他们的释放而发出的。

外交部历史司的第一任司长K·扎查里亚教授曾通知北部和东北部边界委员会(1951年至1953年),在英国统治期间,印度政府的地图只是在克什米尔的西北角——即紧挨着位于通称瓦罕走廊的那片狭长的阿富汗领土的边上、面对沙俄帝国边界的吉尔吉特地区——才一贯显示出明确的界线。关于克什米尔的北部和东北部边界,英国官员、绘图员和探险家们在不同时期大体上提出过三个不同的想法:

1.约翰-阿尔达线:以昆仑山脉的山脊为边界线,将叶尔羌河上游及其支流和喀拉喀什河以及整个阿克赛钦高原划入英国领土。(这是对1865年约翰逊边界线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修改。)

2.马继业-窦纳乐线(1899年):对喀喇昆仑山脉以北地区提出的领土要求野心稍小。在喀喇昆仑山口以东,它将整个喀拉喀什河谷和几乎是阿克赛钦腹地全部留给中国。它顺着拉宗山脉走,将林济塘盐渍平原和整个羌臣摩河谷以及更北的奇普恰普河均划入印度一边。

3.喀喇昆仑线;以分水岭原则为基础划分。(1930年出版的《印度法规委员会报告》第1卷中所附的印度地图标出了画成克什米尔北部和东北部边界的喀喇昆仑线。)

我们在审视独立前十年中出版的印度测绘局地图时可以发现,1938年出版的印度地图(表明省、邦和县的地图,比例尺是1吋=70哩)没有在沿克什米尔与新疆及西藏之间的广大地区画出任何边界线或色彩区别。然而从1945年起,尽管标明了克什米尔的北部和东部边界是“未定界”,但却借助涂上一抹淡彩的办法企图含糊地表明克什米尔北部和东部边界。在喀喇昆仑山口以东的地区这些边界与阿尔达线大致相符。(这一改变显然是在当时印度政府的外交秘书奥拉夫·卡罗爵士的倡议下作出的。这种在地图上表明克什米尔北部和东部边界的作法,在1954年6月以前,一直为直由印度的政府所沿用。)

在1954年7月发行的印度新地图中,“边界未定”的字样被抹掉了;通过这一简单步骤,印度测绘局地图便自称划定了喀喇昆仑山口以东的近似约翰·阿尔达线的克什米尔的边界线,包括整个阿克赛钦,直至东北部的昆仑山。尽管尼赫鲁在1954年7月给外交部、内政部和国防部的通报中宣布了“北部边界应当被看作是确定的和明确的边界,不容与任何人进行讨论”。但在克什米尔段没有采取象在北部边界的中段和东段那样的行动,将哨所推移到前沿地区。关于在阿克赛钦地区建立哨所一事,“陆军的态度是他们可在必要时派出巡逻队,但他们无法在该地区建立和保持任何哨所……很难将中国人从这个地区赶走。总而言之,陆军无法进行那种努力,因为列城的资源有限,而且从列城到这些地区也没有任何公路交通。”(B·N·穆立克:《我与尼赫鲁相处的岁月》,英文版第201页。)

看来,印度政府在7月间单方决定发行使喀喇昆仑山口以东的克什米尔段约翰·阿尔达线具体化的、有着明确划定的北部边界的新印度地图,主要是想为将来某个时候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进行的边界谈判提供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意义深长的是,即使在1959年8月至9月间,尼赫鲁在朗久发生边界冲突和中国人建筑通过阿克赛钦公路的消息同时泄露的情况下不得不面对愤怒的议会时,在始终坚持对麦克马洪线的坚定要求的同时也对拉达克地区的边界的确切位置保持着圆通的态度。尼赫鲁在1959年8月28日说,“这是旧克什米尔邦与西藏和中国的土耳其斯坦的边界。没有人划定过这条边界,……但在进行过某种粗略的勘测后,当时的政府确定了我们现在接受的边界……阿克赛钦地区是这样一个地方,关于它的某些部分……方位不十分清楚。”1959年8月31日,尼赫鲁说:“拉达克的地位与东北边境特区的地位不同,……拉达克边界在那些漫长的年代是由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管辖,没有人确切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尽管某些英国官员在一百年前到过那里并且划过一条线,但是中国人不接受那条线。显然,这是需要考虑和讨论的事。……”9月lO日和12日,尼赫鲁在议会讲到拉达克边界时用的也是同样的口气。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引用了尼赫鲁1959年9月13日发布的正式指示,该指示也透露了他想采取妥协办法解决拉达克段边界的愿望;“……在阿克赛钦地区应当大体维持现状,因为我方在那里未设哨所,而且实际上很难到达这个地区。任何涉及该地区的问题,只有在时机成熟、解决整个边境的更大问题时方可予以考虑。目前我们只好暂且容忍中国对拉达克东北地区的占领和他们修筑的通过这个地区的公路。……”(《印度对华战争》,第138至139页。)

1959年9月25日,为9月25日至28日在昌迪加尔举行的印度国大党全国委员会起草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原来的决议中,只提到“印度东北边境最近的形势发展”,而没有具体提到拉达克地区。这一提法遭到国大党全国委员会许多成员的反对,于是将决议作了适当修改。从发表在195g年9月28日《印度教徒报》上的这一报告,我们可以推测,国大党的最高当局对于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也没有把握。

尽管尼赫鲁9月13日的指示禁止在拉达克地区进一步活动,由内政部管辖的印藏边界部队还是于1959年10月21日起在空喀山口附近卷入了与中国边防部队的一场冲突,在这次冲突中,九名印度警察丧失了生命。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印边界争端达到了危险状态,它把公众的愤怒激到了沸点.从而降低了印度外交的活动能力。1959年10月23日,外交部向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发出一份照会,抗议“中国军队在空喀山口地区发动突然的进攻性射击”和“中国军队侵入属于印度领土一部分的某个地区”。这一照会声称,这个地区在印度官方地图所标明的中印传统边界以西大约40至50英里。然而,从在空喀山口附近与中国巡逻队发生冲突的印藏边境部队指挥官卡拉姆·辛格的证词看,好象是一个名叫夏尔马的内政部副司长于1959年9月22日指示他在拉达克的前沿地区建立新的哨所。(参见《白皮书第3卷》,英文版第14页。)这说明,内政部的某些官员及其下属,诸如印藏边界部队和情报局,漫不经心地置尼赫鲁1959年9月13日禁止巡逻队在拉达克段向前移动的指示于不顾,因而导致了1959年10月21日空喀山口的严重事件。B·N·穆立克写道:“10月23日,当这次暴行的事实开始为人们所得知时,总理召开了一次有国防部长,陆军总参谋长和外交部、内政部和国防部的官员参加的会议。……情报局成为陆军总部和外交部的共同攻击日标,被指责进行扩张和制造边界挑衅。……陆军方面要求,没有他们的许可,武装警察不得在边界向前推进……总理只好同意陆军的要求。结果是保卫边界的任务从此移交给了陆军,武警的一切军事行动要事先取得陆军司令部的批准。……”(《我与尼赫鲁相处的岁月》,英文版第234页至244页)。这样,我们有B·N·穆立克本人的证词可以表明,在印度政府公开谴责中国在空喀山口进行“无端侵略”的同时,在政府内部的秘密会议上,挑衅和“侵略”的责难完全落到了情报局头上。

正是从1959年11月起,尼赫鲁在印度对克什米尔段的边界要求上采取了僵硬的态度。外交部1959年11月4日致中国大使馆的照会破天荒第一次对政府所要求的边界,特别是对喀喇昆仑山口以东的那一段作了详尽的描述。“这条边界从喀喇昆仑山口向东北走,经过卡拉塔克山口,然后沿着昆仑山脉从哈吉栏干以北15英里处走到位于东经80度以东的21250高峰(印度测绘局地图)。”这份照会还奇怪地断言,“这条线构成了印度的印度河水系与中国的和田河水系的分水岭”,而根据权威性的意见,是从咯喇昆仑山口向东南延伸的喀喇昆仑山脉形成了印度河水系与和田水系的分水岭。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丁博士、欧文·拉铁摩尔教授、《帝国地名录》第15卷(1908年)、《钱伯斯地名词典》(1962年)和《哥伦比亚百科全书》(1963年)全都认为喀喇昆仑山脉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分水岭。1959年11月初,外交部历史司提出一份名为《印度喜马拉雅山边界的历史背景》的照会。照会中断言,“印度北部边界位于它现在所在的地方将近三千年了。从极北部的昆仑山脉到东边与缅甸交界处的这一近2,500英里长的边境地区一直是印度的一部分。”照会还在维护北部边界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时说道,“印度北部边界有很长一部分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山脊。喜马拉雅山一直在印度的生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就象它在印度的地形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一样。”印度著名专栏作家“瓦克尼斯”正确地斥责了这个文件“事实陈述失实,引证不合逻辑”,并说“……我真希望这篇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声明的拐杖支撑起来的历史研究文章没有问世。”(《政治家报》,1959的年11月23日。)可是。这个文件对于在空喀山口事件后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偏见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因为对这次冲突的真正性质和起因一直未向印度公众公布,1959年11月初,尼赫鲁在向一些重要的驻外大使发出的一项秘密通报中特别说到:“他现在相信,在目前的争端中,中国只是想要从印度获得领土,而对于以传统边界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不感兴趣,因此,他看不到有多大通过谈判合情合理地解决争端的机会。”(《印度教徒报》,1959年11月13日。)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认为,尼赫鲁在思想上对印度边界的传统要求的这一显著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外交部历史司司长s·戈帕尔博士的影响,此人曾被派往伦敦查阅印度事务部和外交部的档案中有关印度边界的资料,并对历史证据作出客观的评价。“1959年11月,戈帕尔向尼赫鲁报告说,印度对阿克赛钦地区的要求显然比中国的主张更为有力。”(《印度对华战争》.第126页。)戈帕尔博士究竟在伦敦挖掘出了什么样的可以支持印度对阿克赛钦地区要求的历史证据,至今仍然是谜。在印度事务部图书档案馆的档案中并没有这样的文件。

外交部历史司还应对尼赫鲁错误地引用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爵士向总理衙门(中国外交部)提出的1899年边界建议负责在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尼赫鲁特别讲到,“英国政府的建议所涉及的不是与西藏接壤的拉达克东部边界,而是与新疆接壤的拉达克和克什米尔的北部边界。在那种背景下才有北部边界沿着昆仑山脉行至东经八十度处、在那里与拉达克东部边界会合这样的陈述。”1899年的真实文件的有关部分则是说,建议中的边界是“沿着拉宗山脉(LakTsungRange)直到与从昆仑山脉南来的支脉相遇;至今我们的地图都把昆仑山脉标志为拉达克的东部边界。这是在东经八十度稍稍偏东的地方。”(见阿拉斯太尔·兰姆;《中印边界问题》,英文版第182页上的引文。)这是尼赫鲁在合理的基础上处理中印边界争端中如何受外交部历史司蒙蔽的另一个例子。(通过对原文的改变,马继业-窦纳乐线被曲解为将整个阿克赛钦地区包括在印度边界之内)。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special/zhongyinzhanzheng/detail_2012_10/18/18356962_0.shtml

 

 

中印战争西线印军入侵最深仅20公里 中国只需收复边界狭长地带

本文摘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作者: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编写组,出版:军事科学出版社

一.战区地形特点及对作战行动的影响

西线战区在中印边境西段,主战场在新疆阿克赛钦和西藏阿里狮泉河谷、班公洛、班公湖地区。作战行动是在沿传统习惯线内侧东西宽20公里,南北长600公里地幅内进行的。该区属于喀喇昆仑山和冈底斯山山脉,是“世界屋脊”的一部分。喀喇昆仑山有“万山之祖”之称,山高沟深,严寒缺氧,荒无人烟,交通不便,给作战行动带来诸多困难。战区地势高,地形复杂,由新疆南部物资供应基地叶城沿新藏公路进入战区,要翻越5座大权(大山),经过500余公里纵深的昆仑山区。阿克赛钦地区,东北两面为昆仑山,西南两面为喀喇昆仑山,两山相距数十公里,形成一高山盆地,地势高达5200米,盆地内沼泽碱滩很多,有阿克赛依湖、甜水海、铁龙滩、林济塘等,除翻浆期外人马车辆均可通行。该地区为进入各防区的交通枢纽,地位十分重要。各防区地形特点各异。天文点防区地势高达5300米,为达普桑盆地,有高低不等的独立山包与较为浅宽平坦的奇普恰普河谷,除洪水期外,环山沿谷可通行汽车。河尾滩防区,由北向南分别为西大沟、加勒万河谷、昌格隆格河谷。河谷沟深谷狭,夏季水流湍急,沟两侧均为险峰峻岭,雪山冰川,海拔均在5500米以上,通行困难。空喀山口防区,地势稍有降低,羌臣摩河谷海拔4500米,两侧虽然山高坡陡,但有不少地段可以攀登,山顶较平坦,人员可通行。该处为喀喇昆仑山南端,向南行为冈底斯山,向西为拉达克山。阿里防区地势普遍降低,河谷宽阔,谷底海拔4200米,狮泉河以东为冈底斯山,坡度稍缓,不少山头可以攀登,山脊可通行。狮泉河以西为拉达克山,山高坡陡,攀登困难,但山中小沟谷均可通行。西线战区由于地势高坡度大,沟深谷狭,地形复杂,不易迂回包围,部队作战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地质坚硬,构工困难,地表风化,野战工事极易坍塌。

西线战区仅有1条交通干线——新藏公路,贯穿中印边境西、中段各防区后方,在阿克赛钦的甜水海附近分出3条支线分别通往天(文点)、河(尾滩)、空(喀山口)防区,此外别无他途。干线支线路况均差,路面窄,坡度大,转弯急,夏天山洪暴发,坡体塌方,冬天狂风暴雪,大雪封山,交通时常堵塞。有的哨所被大雪封闭半年之久不能通车。

气候寒冷,且变化急剧。冬季气温可达摄氏—40多℃,盛夏最高温度也不超过20℃。冬季长达8~9个月。昼夜温差大,有“一日四季”之说,夏季中午可达摄氏零上15℃,夜间降为零度以下。边防部队常年着四皮(皮靴、皮帽、皮手套、皮大衣)。全副武装负荷太重,行动十分缓慢。对冲锋、追击、包围、迂回等战术行动影响很大。

战区受印度洋高空暖流影响,降水多,风力强,夏季阵雨冰雹,冬季狂风暴雪,且河流、沼泽、湖泊较多。每日午后风起半夜方止,风力多为7~8级,严重影响作战行动。

空气稀薄,严重缺氧。5000米以上地区含氧量仅为50%。阿克赛钦地区缺氧尤为严重。初上高原的人易产生高山反应。主要症状是头晕、头痛,呼吸急促,心跳过速,关节胀痛,吃睡不好,恶心呕吐,四肢无力等。特重者嘴唇发紫,面部浮肿,血压升高,昏迷不醒。反应期为5~7天,年大体弱者为半月左右。一般有心脏病、高血压患者不能上山,否则有生命危险。它对军事行动影响较大,严重时使部队减员乃至丧失战斗力。

气压低,氧气不足。饭煮不熟,且时间长,水沸点低,影响食物烹调。边防干部战士长期食用夹生饭,肠胃病患者甚多。半年吃不到新鲜蔬菜,人体缺少维生素,指甲下陷;紫外线强,空气干燥,嘴唇干裂,鼻孔流血。气候冷热变化急剧,易患感冒和呼吸道感染,重则引起肺炎、肺水肿,抢救不及时亦有生命危险。空气透明,冰雪反光,易患雪盲色盲,极易冻伤。所有这些,既增大了非战斗减员,也增加了医药供应量和医疗救护难度。

空喀山口以北地区,荒无人烟,地面光秃,无明显参照物,白天行动易暴露,伪装、侦察、迂回困难,夜间行动容易迷失方向。

受气压等因素的影响,弹丸飞行阻力小,易远弹。空气透明度强,易误远为近,影响射击精度。武器机件受冻故障多,不注意防冻保暖时,会造成枪炮打不响,机枪不连发,手榴弹不炸,喷火器冷射等严重后果。各种机械车辆因高寒缺氧发动困难,容易熄火,水箱极易冻裂,机械效率降低,车速载重各降低1/4,汽车跑不快,耗油量增大。无线电信号弱,经常中断,干电池易失效,影响通信效果,山高路远,有线电通信保障困难。

总之,要战胜入侵印军,夺取反击战胜利,首先要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求得在高寒缺氧条件下的生存能力。为此,研究战区地形、气候等特点,了解其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就成为自卫反击作战前新疆边防部队的首要任务。

二.印军的部署和特点

西线当面为印军第十五军第十九师所属第一一四旅。该旅辖6个步兵营,1个重机枪营,连同其他保障分队,总兵力约5600人。旅部带1个步兵营,重机枪营一部,及保障分队驻列城。以5个步兵营、加强重机枪两个连、工兵3个连,在中印边境西段传统习惯线两侧分散设卡,共设卡77处,深入中国境内43处。该旅第一线兵力部署:以两个营配置在班公湖北岸(不含)以北中国天、河、空防区地段内,设据点53处,深入中国境内27处;以3个营的兵力配置在班公湖以南(含北岸)阿里防区地段内,设点24处,深入中国境内16处(湖北岸据点设人空防区)。为便于掌握印军设卡位置和数量,边防部队按印军入侵时间、先后顺序为其据点编号,冠以防区名称,如“天文点防区印军××号据点”,简称“天印××号据点”;或“阿里防区印军××号据点”,简称“阿印××号据点”,其他防区以此类推。

印军各营部署由北至南展开: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部署在天文点防区正面,营指设在波鲁野营地。该营以斗拉特别奥里地、困在兰加尔为基地,沿奇普恰河谷、天南沟、西大沟,深入中国境内占地设卡21处(含属河防区管辖之西大沟内的3个据点)。在诸多据点中,以红山头的“天印6号”对中国边防部队威胁最大,设在天南河谷中的“天印12号”深入中国境内达15公里。该营蚕食入侵最为活跃,深入设卡最多。该营与其南翼营的分界线在西大沟以南加勒万河谷口以北,东西一线地区。杰特联队第五营部署在河尾滩、空喀山口两防区正面。该营指设在波布浪,深入中国境内设卡4处,分别为“河印14号”(亦称加印14号)、“加印27号”、“河印28号”和“空印15号”。深入河、空防区境内各据点,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加印14号”,切断了河防区配置在加勒万河谷口处的河5、6、16号3个哨卡的后方交通线。该营与其南翼营的分界线在班公湖北山,东西一线地区。廓尔喀第八联队第一营,营部设在楚舒勒,配置在班公湖两岸,莫尔多通道两侧之间地域,共设8个据点,在班公湖北岸设两个(属空防区),编号为“空印16号和29号”;在班公湖南岸设3个,编号为“阿印1、2、3号”,在班公湖南斯潘古尔湖以西莫尔多通道两侧设“阿印5、6、和16号”据点。该营与其南翼营的分界线在6、7号据点之间。库马盎联队第十三营,配置在莫尔多通道南侧,营指设在楚舒勒,深入中国境内设卡3个,编号为“阿印7、8、9号”。该营与其南翼营的分界线在东堤附近。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营指设在科尤尔,配置在狮泉河谷两侧地域内,深入中国境内设卡7个,编号为“阿印10、11、12、13、14115,还有杜木契列未编号据点一处”。以上各据点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据点为“阿印16号和8号、9号”3卡。此外,“约山口12号,碟木绰克地区15号”深入中国境内20余公里,对中国构成一定威胁。印军第一一四旅前指配置在楚舒勒。从以上兵力部署可以看出,楚舒勒地区是其要害,尤其是莫尔多通道两侧,兵力集中,据点密布。其总的兵力部署态势是:一线展开,分散配置,该旅5个营20多个连队,3000余人分散在传统习惯线两侧,北起喀喇昆仑山口,南至狮泉河谷,正面宽600余公里,深入中国境内20余公里的狭长地带内。每个据点多则两个排,少则1个班,兵力高度分散,不少据点之间空隙大,独立据守,支援不便,利于中国边防部队各个击破。

西线印军主力第一一四旅,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缅甸对日作战3年,参加过印巴争夺克什米尔之战,1960年在改编克什米尔地方武装的基础上,重新组建后,开驻中印边境西段。该旅长期驻防克什米尔地区,受过山地作战训练,士兵射击技术较好,对高原严寒地区适应性强,具有一定的战斗力。但该旅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地域的部队组成的,具有两个国籍(印度、尼泊尔)、三种宗教(印度教、锡克教、伊斯兰教)、四个民族(印度斯坦族、锡克族、拉达克族、廓尔喀族)、五种语言(印度语、锡克语、拉达克语、廓尔喀语、英语)等特点。由于民族、语言、宗教、地域和习惯不同,该旅具有强烈的地域观念和浓厚的民族宗教等封建色彩。平时彼此歧视,隔阂较深,互不信任,各存戒心,战时各自力战,互不支持;且多数士兵迫于为养家糊口当兵,雇佣观念浓厚,官兵矛盾、新老矛盾较深,当失去指挥时缺乏独立作战能力。

该旅虽有5000余人,同康前指所辖兵力相差不多,但兵力高度分散;据点孤立互难联系,旅部带1个营远在列城,山区交通不便,支援第一线作战甚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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